《AI解读“暧昧的日本”》
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乱翻书”估计是个不好的习惯，因为乱翻书就意味着在研学的过程中失去了系统性，但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乱翻书或许是更惬意的阅读方式。“翻到哪页读哪页”这样的乱翻书，有助于减少长时间阅读带来的疲劳感，尤其对于年纪渐长的人。拿我自己来说，将近45岁的人了，精力难免有所不济，所以年轻时喜欢的“乱翻书”阅读模式，到了中年更感觉适合自己。
连续读了三天的科幻小说，开始乱翻其他的书了。前段时间网上淘的余杰旧著，一直堆在枕边，昨晚饭后随手翻开一本《“暧昧”的邻居》，倚靠床前在昏黄的灯下慢慢品读。
这本书是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10月份出版的。2003年9月24日到10月9日，余杰跟随大型电视纪录片《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摄制组访问了日本，余杰将此期间他在日本的见闻和感想整理成了这本书。
自2012年余杰以“政治庇护”理由出走美国后，他在中国大陆应是处于半封禁状态——2006年的《香草山》是他在中国大陆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之后再无新书出版，部分旧书在民间或网络交易平台流转。这本类似余秋雨文化散文风格的《“暧昧”的邻居》，属于余杰在大陆出版晚期的作品。我对日本文化比较感兴趣，这本书正好拿来看看。
这本书开篇有个引子，名为《一个“暧昧”的邻居》。在这篇文章里，余杰讲述了书名的由来。日本大江健三郎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典礼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在暧昧的日本》的演讲，余杰这本书书名的灵感就来自此处。
在引子里，余杰引述了大江健三郎的两段演讲原文。
第一段是：“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人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第二段是“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战后文学者’, 即在那场大战后背负着战争创伤、同时也在渴望着新生的作家群，力图填平与西欧先进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诸国之间的深深沟壑。而在亚洲地区，他们则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我自愿站在了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们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当年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大江健三郎是用英文进行的演讲。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独特魅力，而翻译也只能追求神似，但终究还是会经常出现貌合神离。由大江健三郎精神归属的母语日语，转换到英语再转换为中文，这中间的语境多少有些让我难以适应，因为我只是个文化水平一般的普通读者。而在引述完大江的演讲文字后，余杰也并没有深层次解读“暧昧”，转而引述戴季陶、蒋百里和黄仁宇关于日本的一些言论去了。
余杰没有深层次解读“暧昧”，有可能因为文人的卖关子，但他自己也在文中说了，第一步是先要了解日本。而在这篇引子的开头，他也已经借大江健三郎的文字，描述了“日本暧昧”的表现，“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 120 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余杰接下来也说了，“也许，没有一个词语比 “暧昧” 更适宜于概括日本的了。这种 “暧昧” 大大增加了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理解日本的难度。”
余杰和大江健三郎都认同用“暧昧”这个词，来做当下日本社会、日本文化的描述，但这种描是否具备准确性，我感觉还可以商榷。对日本文化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感觉日本是一个矛盾综合体。《菊与刀》书中，开篇就说到，“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菊和刀正好象征了这种矛盾。”
其实，我感觉用“暧昧”这个词来形容日本现代化进程中，日本文化精英在反思本土文化时的困顿、矛盾、惶然无措，倒不如用“纠结、拧巴”这两个词，如果再加上一个“撕裂”则更为完美。
为何做如此说？首先“撕裂”一词已经出现在大江健三郎的演讲里了。当下之日本，一方面“坚定持续守护着传统文化”，一方面模仿西欧。守护传统文化但“在亚洲扮演侵略者的角色”；模仿西欧，“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还让日本“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看到后面这一条，我暗自发笑——可能我有些邪恶，我居然立刻联想到了日本的色情业。日本色情业之发达，全世界有目共睹，太多的漂亮日本女人脱光衣服，将身上的所有隐私部位暴露在镜头下，这可真说得上是“全方位开放”。色情业给日本留下阴暗的一面，看来这一点日本人自己也已深有体会了。
这就是典型的文化撕裂感。当然仅仅用“纠结、拧巴、撕裂”这些词汇来解析大江健三郎和余杰口中的“暧昧”，或许还远远不够。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AI来解读“日本的暧昧”。
不得不说，在社科人文等很多方面，AI解读得确实到位。AI解读出来的内容我比较容易理解，而且条理清晰、内容丰富。
以下为AI解读“暧昧的日本”内容。
我先向AI提出第一个问题：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在暧昧的日本》的演讲。给我找一下这篇演讲稿的全文。（中文）
AI回答：
我在暧昧的日本
大江健三郎
1994 年 12 月 7 日于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文学院
灾难性的二次大战期间，我在一片森林里度过了孩童时代。那片森林位于日本列岛中的四国岛上，离这里有万里之遥。当时，有两本书占据了我的内心世界，那就是《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和《尼尔斯历险记》（《骑鹅旅行记》）。
通过阅读《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孩童时代的我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合法化的依据。我发现，在恐怖笼罩着世界的那个时代，与其呆在峡谷间那座狭小的房屋里过夜，倒不如来到森林里，在树木的簇拥下进入梦乡更为安逸。而《尼尔斯历险记》中的少年，则变成了一个小不点儿，他能够听懂鸟类的语言，并进行了一次充满冒险的旅行。在这个故事中，我感受到若干层次的官能性的愉悦。首先，由于像祖先那样长年生活在小岛茂密的森林里，自己天真而又固执地相信，这个大自然中的真实的世界以及生活于其中的方式，都像故事中所描绘的那样获得了解放。这，就是第一个层次的愉悦。其次，在横越瑞典的旅行中，尼尔斯与朋友（野鹅）们相互帮助，并为他们而战斗，使自己淘气的性格得以改造，成为纯洁的、充满自信而又谦虚的人。这是愉悦的第二个层次。终于回到了家乡的尼尔斯，呼喊着家中思念已久的双亲。或许可以说，最高层次的愉悦，正在那呼喊声中。我觉得，自己也在同尼尔斯一起发出那声声呼喊，因而感受到一种被净化了的高尚的情感。如果借助法语来进行表达，那是这样一种呼喊：
"Maman，Papa！Je suis grand je suis de nouveau un homme！"
他这样喊道："妈妈、爸爸，我长大了，我又回到了人间！"
深深打动了我的那个句子，是 "Je suis de nouveau un homme！"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继续体验着持久的苦难，这些苦难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内部，到与日本社会的联系，乃至我在 20 世纪后半叶的总的生活方式。我将自己的体验写成小说，并通过这种方式活在世上。在这一过程中，我时常用近乎叹息的口吻重复着那声呼喊："Je suis de nouveau un homme！"
可能有不少女士和先生认为，像这样絮叨私事，与我现在站立的场所和时间是不相宜的，可是，我在文学上最基本的风格，就是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力图将它们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现在，谨请允许我稍稍讲述有关个人的话题。
半个世纪之前，身为森林里的孩子，我在阅读尼尔斯的故事时，从中感受到了两个预言。一个是不久后自己也将能够听懂鸟类的语言，另一个则是自己也将会与亲爱的野鹅结伴而行，从空中飞往遥远而又令人神往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结婚后，我们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弱智儿。根据 Light 这个英语单词的含义，我们替他取名为光。幼年时，他只对鸟的歌声有所知觉，而对人类的声音和语言却全然没有反应。在他六岁那年夏天，我们去了山中小屋，当听见小鸡的叫声从树丛对面的湖上传来时，他竟以野鸟叫声唱片中解说者的语调说道："这是…… 水鸡。" 这是孩子第一次用人类的语言说出的话语。从此，他与我们之间用语言进行的思想交流开始了。
目前，光在为残疾人设立的职业培训所工作，这是我国以瑞典为模式兴办的福利事业，同时还一直在作曲。把他与人类所创造的音乐结合起来，首先是小鸟的歌声。难道说，光替父亲实现了听懂小鸟的语言这一预言？
在我的生涯中，我的妻子发挥了极为丰富的女性力量，她是尼尔斯的那只名叫阿克的野鹅的化身。现在，我同她结伴而行，飞到了斯德哥尔摩。
第一个站在这里的日语作家川端康成，曾在此发表过题为《美丽的日本的我》的讲演。这一讲演极为美丽，同时也极为暧昧。我现在使用的英语单词 vague，即相当于日语中 "暧昧的" 这一形容词。我之所以特意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用英语翻译 "暧昧" 这个日语单词时，可以有若干译法。川端或许有意识地选择了 "暧昧"，并且预先用讲演的标题来进行提示。这是通过日语中 "美丽的日本的我" 里 "的" 这个助词的功能来体现的。
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标题首先意味着 "我" 从属于 "美丽的日本"，同时也在提示，"我" 与 "美丽的日本" 同格。川端的译者、一位研究日本文学的美国人将这一标题译成了这样的英语《Japan, the Beautiful, and Myself》。虽说把这个句子再译回到普通的日语，就是 "美丽的日本与我"，但却未必可以认为，刚才提到的那位娴熟的英译者是一个背叛原作的翻译者。
通过这一标题，川端表现出了独特的神秘主义。不仅在日本，更广泛地说，在整个东方范围内，都让人们感受到了这种神秘主义。之所以说那是独特的，是因为他为了表现出生活于现代的自我的内心世界，而借助 "独特的" 这一禅的形式，引用了中世纪禅僧的和歌。而且大致说来，这些和歌都强调语言不可能表现真理，语言是封闭的。这些禅僧的和歌使得人们无法期待这种语言向自己传递信息，只能主动舍弃自我，参与到封闭的语言之中去，非此则不能理解或产生共鸣。
在斯德哥尔摩的听众面前，川端为什么要朗诵诸如此类的和歌呢？而且还是用的日语。我敬佩这位优秀艺术家的态度，在晚年，他直率地表白了勇敢的信条。作为小说家，在经历了长年的劳作之后，川端迷上了这些主动拒绝理解的和歌，因而只能借助此类表白，讲述自己所生存的世界与文学，即《美丽的日本的我》。
而且，川端是这样结束讲演的：有人评论说我的作品是虚无的，可它却并不等于西方所说的虚无主义，我觉得这在 "心灵" 上，根本是不相同的，道元的四季歌命题为《本来面目》，一方面歌颂四季的美，另一方面强烈地反映了禅宗的哲理。我觉得，这里就有直率和勇敢的自我主张。他认为，虽然自己植根于东方古典世界的禅的思想和审美情趣之中，却并不属于虚无主义。川端特别提出这一点，是在向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寄予信赖和希望的未来的人类发出心底的呼喊。坦率地说，与 26 年前站立在这里的同胞相比，我感到 71 年前获奖的那位爱尔兰诗人威廉・勃特勒・叶芝更为可亲。当时，他和我年龄相仿。正如威廉・布莱克 —— 叶芝使他的作品在本世纪得以复兴 —— 所赞颂的那样："如同闪电一般，横扫欧亚两洲，再越过中国，还有日本。" 我只是一位谦卑的弟子，在离他的国度非常遥远的土地上，我说了以上这番话。
现在，我总结自己作为小说家的一生而写作的三部曲已经脱稿，这部作品的书名，即取自于他的一部重要诗作中的一节："从树梢的枝头，一半全是辉耀着的火焰／另一半全是绿色／这是一株被露水湿润了的丰茂的大树。" 他的全部诗集，在这部作品的每一处都投下了透彻的影子。为祝贺大诗人威・勃・叶芝获奖，爱尔兰上院提出的决议案演说中，有这样一段话："由于您的力量，我们的文明得以被世界所评价…… 您的文学极为珍贵，在破坏性的盲信中守护了人类的理智……"
倘若可能，为了我国的文明，为了不是因为文学和哲学，而是通过电子工程学和汽车生产工艺学而为世界所知的我国的文明，我希望能够起到叶芝的作用。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那种破坏性的盲信，曾践踏了国内和周边国家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则是拥有这种历史的国家的一位国民。
作为生活于现在这种时代的人，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忆者，我无法和川端一同喊出 "美丽的日本的我"。刚才，在谈论川端的暧昧时，我使用了 vague 这一英语单词，现在我仍然要遵从英语圈的大诗人凯思琳・雷恩所下的定义 ——"是 ambiguous，而不是 vague"，希望把日语中相同的暧昧译成 ambiguous。因为，在谈论到自己时，我只能用 "暧昧的日本的我" 来表达。
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 120 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
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 "战后文学者"，即在那场大战后背负着战争创伤、同时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图填平与西欧先进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诸国间的深深沟壑。而在亚洲地区，他们则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我志愿站在了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们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现代日本无论作为国家或是个人的现状，都孕育着双重性。在近、现代化的历史上，这种近、现代化同时也带来了它的弊端，即太平洋战争。以大约 50 年前的战败为契机，正如 "战后文学者" 作为当事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日本和日本人在极其悲惨和痛苦的境况中又重新出发了。支撑着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义和放弃战争的誓言，这也是新的日本人最根本的道德观念。然而，蕴含着这种道德观念的个人和社会，却并不是纯洁和清白的。作为曾践踏了亚洲的侵略者，他们染上了历史的污垢。而且，遭受了人类第一次核攻击的广岛和长崎的那些死者们，那些染上了放射病的幸存者们，那些从父母处遗传了这种放射病的第二代的患者们（除了日本人，还包括众多以朝鲜语为母语的不幸者），也在不断地审视着我们的道德观念。
现在，国际间有一种批评，认为日本这个国家对于在联合国恢复军事作用以维护世界和平持消极态度。然而，日本为重新出发而制定的宪法的核心，就是发誓放弃战争，这也是很有必要的。作为走向新生的道德观念的基础，日本人痛定思痛，选择了放弃战争的原则。
西欧有着悠久传统 —— 对那些拒绝服兵役者，人们会在良心上持宽容的态度。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极其繁荣 —— 尽管从世界经济的构想和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这种繁荣正孕育着种种危险的胎芽 —— 使得日本人在近、现代化进程中培育出的慢性病一般的暧昧急剧膨胀，并呈现出更加新异的形态。这些使人误以为十分简单的形容词，完全可以衬托我在 "暧昧的日本的我" 这一句子中所使用的 "暧昧" 一词，并与它形成鲜明的对照。我刚才说过被日本人的暧昧 "撕裂开来" 这句话，因而我在文学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力图医治和恢复这些痛苦和创伤。这种工作也是对共同拥有日语的同胞和朋友们确定相同方向而作的祈祷。
我还在考虑，作为一个置身于世界边缘的人，如何从自己的意愿出发展望世界，并对全体人类的医治与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义的贡献。
我对AI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大江健三郎为何在演讲中，用“暧昧”来形容日本？大江健三郎如何评价日本这个民族？
AI回答：
大江健三郎的 "暧昧日本" 论：双重性的剖析
一、"暧昧" 的多层含义
大江健三郎在 1994 年诺贝尔文学奖演讲《我在暧昧的日本》中，特意选用 "暧昧"(ambiguity) 而非 "模糊"(vague) 来描述日本，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
1. 历史与现代的撕裂
"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 120 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的两极之间。" 这种暧昧体现在：
-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既模仿西欧现代化，又坚守亚洲传统文化
- 侵略历史与和平承诺的矛盾：曾为亚洲侵略者，战后却誓言放弃战争
- 身份认同危机："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
2. 道德与政治的暧昧
大江指出，日本的暧昧直接导致了其在亚洲扮演侵略者角色。 战后虽制定和平宪法，但：
- 对战争责任的暧昧态度：回避历史、美化侵略
- 对受害与加害认知的扭曲："把侵略说成 ' 解放 '，把加害说成 ' 受害 '"
- 在国际责任上的矛盾立场：经济强大却对国际军事合作持消极态度
3. 语言与表达的暧昧
这是日本文化的深层特质："日本人一般不愿把事情说得很明确，反而喜欢暧昧，特别喜欢含蓄的言外之意，认为高级的东西不在容易懂得的东西中，而在深奥玄秘之中。" 大江认为，这种语言习惯成为掩盖历史真相的工具。
二、对日本民族的辩证评价
1. 批判性审视
历史罪责意识：
- 直言日本对亚洲的侵略罪行，称其为 "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
- 拒绝天皇授予的国家文化勋章，理由是 "当一个国家还未真正为战争道歉，任何荣誉都失去了意义"
- 批评教科书淡化侵略历史，警告日本可能 "重复历史"
现代性批判：
- 批判日本 "一味地向西欧模仿" 却未被西方真正理解的尴尬处境
- 痛斥日本社会对历史的集体失忆："很多日本人只会记住 ' 美丽的樱花 '，却对南京大屠杀、侵华战争一笔带过"
2. 救赎与希望
尽管批判严厉，大江并未放弃日本：
道德重建的可能：
- 肯定战后日本 "以民主主义和放弃战争的誓言" 作为 "走向新生的道德观念的基础"
- 呼吁通过文学 "医治和恢复这些痛苦和创伤"，为日本寻找新的身份认同
世界责任的担当：
- 希望日本能像叶芝那样，"在破坏性的盲信中守护人类的理智"
- 提出日本应超越 "电子工程学和汽车生产工艺学" 的局限，在文化和思想领域为世界做出贡献
三、"暧昧" 的本质：双重性的宿命
大江健三郎的 "暧昧日本" 论，本质上揭示了日本作为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困境：既无法完全抛弃传统，又不能彻底融入西方，被迫在多重身份间挣扎。
他在演讲中强调，自己作为日本作家，只能以 "暧昧的日本的我" 自称，而非川端康成式的 "美丽的日本的我"，因为他无法忽视那道 "伤口般深深印痕" 的历史。
在大江看来，日本的真正救赎之道，在于直面这种暧昧，而非逃避。只有坦诚面对历史罪责，才能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上，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