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为何下江南》一文有失偏颇

今天读余杰的《乾隆为何下江南》一文，经查询发现此文有失偏颇。

余杰将乾隆下江南的原因总结为两点，一是“借南巡之机整顿江南的吏治，加强中央政府对江南的全面控制”，二是“整合江南的文化、收编江南的文人，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将江南纳入帝国大一统的局面”。

在讲述第二个理由时，他以杭世骏之死来论证他的观点。他引龚自珍《杭大宗逸事状》里的文字，“癸巳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引完原文后，余杰在其后写到，“最后三字，一字顶万言。”这等于同意龚自珍对杭世骏之死的暗示，由此为自己所阐述“乾隆下江南”的第二个理由做事实支撑。

二十多年前的千禧年，以及之后的大学时代，我对余杰的两本书很有印象。《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看过里面的一些文字，对余的文笔以及敏锐的思想很佩服，后来在2001年又买了一本他的《说，还是不说》。那时候，因为年轻，而且信息不发达，AI智能也没出现，所以对余杰的话深信不疑。

今天再读余的文章，对文中结论多少有些疑惑。于是就用AI智能查询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清代大学者杭世骏的死因？第二个，龚自珍的《杭大宗逸事状》里，关于杭大宗最终死亡的描写，是否有野史的嫌疑？

AI智能的回答比较多，文后看截图。总结这两个答案，清代学者杭世骏的真正死亡时间是1772年，而乾隆南巡开始的时间是1773年。杭世骏死亡在前，乾隆南巡在后，所以乾隆南巡导致杭世骏死亡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引证的事实有误，所以由此阐述的乾隆南巡理由之二，也似乎有失偏颇。

《乾隆为何下江南》出自2001年出版的《爱与痛的边缘》一书，这本书出版时余杰仅28岁。28岁，正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时候。年轻气盛所以挥斥方遒，这可以理解，但是，做文章仅凭野史就妄下结论，似乎有些荒谬。当然，横贯中国封建历史的文字狱，对古代文人确实有所戕害，而且杭世骏晚年的悲惨境遇和当时的文化高压氛围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一码归一码，不能拿着野史当事实，由此编撰一些站不住脚的结论，更不能拿这些结论来警示当下。

旧社会的文化高压氛围，在这个信息时代已不适合讲了。新中国强大起来以后，已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比起旧社会，现在有了更多的思想自由、文化自由和言论自由。能让偌大的一个国家平安稳定发展，老百姓安居乐业，而且文化氛围相对宽容，这已经很不错了。当然，为尊者讳这方面，大家心知肚明就是。任何时候，只要触碰统治者的权益，威胁到统治者地位的稳固，那它肯定是要制裁你的。

最后，附余杰《乾隆为何下江南》全文。

乾隆为何下江南？

乾隆下江南，是两百多年来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中不断演绎的主题。但是，乾隆为何要下江南，却有着种种不同的说法。有的民间故事说乾隆本是汉人，父亲是浙江海陵的陈大学士，他下江南是为了寻找亲生父母；更有甚者，说乾隆贪恋江南的美景、美色和美食，所以多次耗费巨资到江南。这些说法都是戏言，当不得真。而在香港电视连续剧《戏说乾隆》中，皇帝成了风流小生，下江南是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作为肥皂剧，当然可以一笑了之，但许多观众都把它当做真实的历史，那就有大问题了。

乾隆并不是一个庸主，其心思之缜密、手腕之高明、眼光之刻毒，不亚于其父雍正。阅读汗牛充栋的清宫档案，从乾隆密密麻麻的朱批之中，可以大致窥见其性情与思路。江南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也是清廷赋税最主要的来源地，所以清朝的历代皇帝都把对江南的统治当做全国一盘棋的重中之重。对于乾隆来说，江南在两个方面是他的心病。

在乾隆眼里，江南是个腐败之地，他想借南巡之机整顿江南的吏治，加强中央政府对江南的全面控制。美国汉学家孔令飞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中揭示，乾隆之所以发起对所谓起源于江南的“勾魂妖术”的大清除，针对的并不是妖术本身，而是江南庞大的官僚集团。孔令飞指出：“江南问题是关键。危险来自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并正沿着运河两岸朝北蔓延。在弘历看来，南方是汉族官僚文化的罪恶渊薮：腐败顽固，朋党比奸，懦弱虚伪。强健的旗人可能会陷入江南的魔咒；弘历会用最严厉的语言斥责受到江南文化蛊惑的满洲官员。现在，某种罪恶又从江南向外蔓延，那就是官场中的腐败习气和社会上的妖术阴影。……术士们窃取人们的灵魂，腐败的汉文化则窃取满洲的品德，哪一种危险对他更为真实呢？”清廷对江南的统治，表面上依赖以总督、巡抚为代表的官僚机构，其实在公开的官僚机构背后还有一个权力更大的机构——苏州织造。普通人以为这不过是向皇上供应奢侈的丝织品的小机构，殊不知它却是皇上安置在江南的“眼线”，也就是权力不受地方限制的、能够直接向皇上报告情报的“秘密警察”。曹雪芹的家族就曾经担任过“织造”的肥缺，难怪他们权力通天。乾隆在朱批中留下了不少蛛丝马迹，说明他正是利用“明”的行政机构和“暗”的秘密警察，有效地控制着江南，并牢牢地将最高权力抓在自己的手中。他下江南，并非游山玩水或者摆威风和阔气，而是验证他的权力的有效性。

乾隆对江南不放心，还有一个原因是江南文化发达，文人云集。文化要求自由的空气，文人要求独立的身份，这都是危害帝国稳定的因素，必须加以抑制。江南在明清易代之际，不仅不“温柔敦厚”，而且抵抗最为激烈。“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既是汉族士人心中永远的隐痛，也是清统治者胸口一丝抹不去的阴云。以乾隆为代表的统治者认为，江南的不驯服，是因为江南的文化和文人在其中捣鬼。所以，乾隆下江南还有一个更加深远的用心，就是整合江南的文化、收编江南的文人，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将江南纳入帝国大一统的局面。乾隆朝修《四库全书》，网罗了一大批江南的一流文人，搜罗了流散在江南民间的众多书籍，其目的显然不是发展文化这么简单。鲁迅先生一眼就看破了皇帝的把戏：“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禁，删去之类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盛业的，但他们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病后杂谈之余》）

乾隆对江南知识分子的狠毒、残暴，从他对杭世骏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来。杭世骏字大宗，是清代的大学者，也颇有些狷傲的骨气。乾隆下江南，特意接见了他。关于这次接见，清代的笔记中有多种记载。有的是明显的“为尊者讳”，将会见描述成一幅其乐融融的图画，如汪曾唯所辑之《轶闻》云：“乾隆三十三乙酉，皇上南巡，在籍文员，迎圣驾于湖上。上顾杭世骏而问曰：‘汝性情改过么？’世骏对曰：‘臣老矣，不能改。’上曰：‘何以老而不死？’对曰：‘臣尚要歌咏太平。’上哂之。”龚自珍在《杭大宗逸事状》中也记载说：“乙酉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召见，问：汝何以为活？对曰：臣杭世骏开旧货摊。上曰：何谓开旧货摊？对曰：买破铜烂铁，陈于地卖之。上大笑，手书‘买卖破铜烂铁’六字赐之。”有人从上面两则记载中读出乾隆的幽默和宽容来，我却看到了乾隆的阴狠和毒辣。从第一条来看，他希望曾经不太听话的杭世骏改过，一听对方说依然不改，立即说出“老而不死”的近乎诅咒的话来；从第二条来看，他一见面就问杭“何以为活”，可见他掌握了所有的“活路”，言下之意是：谁不听话，就不给谁活路。从上面的两条记载上看，杭世骏似乎以他的老练机智蒙混过关了，但龚自珍在下面还有一条记载：“癸巳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最后三字，一字顶万言。三则记载互相对照，真是触目惊心。季镇淮先生评论说：“作者完全以客观态度记之，直录其事，寓微意于记事之中，表现了一个专制皇帝的冷酷无情和无上权威。”乾隆下江南，要收拾的当然不仅仅是杭世骏一个知识分子。他逼死杭世骏，明摆着是要“杀鸡给猴看”，威慑江南的汉族知识分子，让他们乖乖地做皇家的奴才或者哈巴狗。皇帝才没有那么多“幽默”可讲，图穷匕见之时，只能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乾隆为何下江南，并不是我们小百姓想的那么简单、那么浪漫。以太大的善意去猜测统治者的心理，倒霉的只能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