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各地的神话故事、童话故事以及民间故事，我始终很有兴趣。虽北漂在外，操置的东西不宜过多，但看到书还是忍不住想买。前些天PDD入手一本日本民间故事集《樱与刀》，这几天读过里面的几个小故事后，心有感触，写一写读后感。

        《樱与刀》的作者尾崎英子（1870—1932），全名英子·西奥拉多·尾崎，英日混血女作家、翻译家，活跃于日本明治后期。她出生于英国伦敦，父亲是早期赴西方留学的日本人尾崎三良，母亲为英国人巴蒂亚·凯瑟琳·莫里森，独特的出身赋予她跨文化视野。父母离异后，她先后在英国与日本成长，精通英日双语，因抗拒父亲安排的包办婚姻，独立谋生并以写作、翻译为业。她深耕日本传统民间文学，以女性视角和现代文学手法，重塑《辉夜姬》《酒吞童子》等经典传说，兼顾东方韵味与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其编纂的《樱与刀》（原名含多部童话、传奇合集）收录四十七篇故事，聚焦女子与武士主题，成为向西方传播日本文化的重要载体。我购买这个版本的译者为孟令堃。

        《樱与刀》前部分是关于日本女子的民间故事集。通读下来感觉文笔一般，情景描写偶有细腻之处，但对于日本风俗的描写略少，且从故事情节角度来看，也稍觉平淡。毕竟是民间故事，没有《聊斋》里的曲折离奇情节，以及生动的鬼神形象，总之感觉缺少些瑰丽，但作为一本打发时间的故事书来看，也还蛮不错。

        从《樱与刀》前几篇小说里，通过故事的演绎，看似歌颂了日本女子奉献、坚忍的美好品行，但细思之下，我感觉日本女子的社会地位较为低下，其男尊女卑比起中国古代犹有胜之。

        《画中的美人》故事里，滕子华对画生情，给画写了情诗。画中女子复活后说，“我是来感谢您的怜爱和关照的。像我这样一无是处的人，不应该如此冒昧的出现在你面前，但我禁不住被你那动人的诗吸引出来了。我觉得我必须亲自告诉您，您若真像诗中写的那般想念我，我就永远陪伴您。”画中女子言语里透露着谦卑。顺便提一句，画中女子名叫崔小丽，乃金陵名门崔氏之女，土匪洗劫村庄后将该女子卖为奴隶。虽有金陵地名，但故事编造者却是日本人。名门之女惨遭荼毒沦落风尘，由此可见在日本，女人可以说是弃若敝屣。

        《浦里》故事里，时次郎因看护领主宝库不力，丢失了名画，导致丢掉工作。妻子浦里为缓解家庭经济压力，自己带着和时次郎私生的女儿阿绿，将自己卖身到山名屋妓院。后续故事里，浦里和阿绿又遭受了妓院老板勘兵卫的毒打，阿绿甚至差点被打死。书里有这么一段旁白，“在日本古老的爱情故事中，男主角往往被描述成软弱的角色，因为贪恋女色的男人被认为是柔弱和卑贱的，那些尚武的大名们严禁武士这么做。另一方面，女人即使被命运抛弃，也会将自己置于祭坛之上，她们对自己的定位就如同西方的摩洛克，她们的英雄主义和自我克制往往达到了令人尊敬的高度。据说，这种矛盾只有在日本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才会产生。”丈夫丢了工作，妻子就要去妓院卖身以维持生计，这有点让人大跌眼镜。

        《海女》故事里，采贝女为了让怀中的婴儿得到武士身份，只身跳入深海和龙宫怪兽搏斗，用匕首划破左乳以至流血力竭身死，整篇小说里采贝女的丈夫处于缺席状态。

        《袈裟御前》故事里，名为袈裟的女子，为了解决现任丈夫渡边渡和青梅竹马堂兄远藤盛远之间的争女矛盾，自己设计死在了远藤盛远的刀下。在这篇小说中有一句旁白，“日本的道德教化向妇女灌输了这么一个观念：在重大的危机中，她都是要被牺牲的人”。

        《阿珠》故事里，因亲父母的反对以及心上人的不辞而别，阿珠于十七岁那天悲痛抱憾去世。在这里对阿珠的心上人小林做个简介。小林属于武士阶层，跟随父亲离开大名的领地，“父子俩过着简朴的生活，靠教授古典文章、书法，以及给旁人占卜算命来维持他们的小小家业。”“这个年轻人英俊潇洒，一身贵族气质，黑幕细长如鹰隼，皮肤白净似奶油，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是一名乐师，在吹笛方面很有天赋，而他最爱的消遣方式是下围棋。”他和阿珠耳鬓厮磨时，被阿珠的母亲训斥，然后他害怕阿朱父母迁怒于他，就不辞而别搬走了。    

        对于武士这一日本社会阶层，《阿珠》故事里有个简短旁白，“所有武士都被教育要安贫乐道，他们对经商赚钱不屑一顾。”小林作为一名没落的武士，虽相貌俊美通晓音律但缺少经济能力，对身为商人的阿珠父母一方面是轻视，另一方面却感觉高不可攀。被阿珠母亲一顿训斥后，小林并没有勇敢争取属于自己的爱情，而是黯然不辞而别。这行为和之前跟阿珠的热恋相比，让我感觉错愕。结合《浦里》故事里所说的，日本武士从小被教育“贪恋女色的男人被认为是柔弱和卑贱的”，如此一来在面对爱情时，日本武士往往是缺少相应的责任感的。社会阶层和社会认知犯下的错，最终还是让日本的女人以“死亡”来承担，日本女人社会地位之卑下，由此可见一斑。

        除此外，《樱与刀》里有多篇小说描述女子身边人（不仅局限于继母）之恶毒。如《长谷姬》里，长谷姬的后母照夜夫人；《松山镜》里，女孩的母亲去世一年后，女孩父亲娶的后母；《孝女白菊》里，收留白菊三年的老人未经白菊同意，答应了将白菊嫁给村长；《戴碗姑娘》里戴碗姑娘的后母。从这些侧面也可看出，日本女人在古代生活环境里话语权较为低下的这一现实。

        查阅资料方知，日本女子地位低下贯穿千年，在不同时代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以下为AI生成，作为资料备忘。）

        平安时代，贵族女性虽有文学才情，却不过是政治联姻的筹码，《源氏物语》中女子皆困于深闺，婚姻由家族操控，即便失宠也只能默默隐忍，连姓名都鲜少流传。幕府时代，武士阶层的女性被灌输“贞洁高于一切”的理念，丈夫战死需殉节自刃，成为彰显家族忠义的工具。平民女性则背负繁重劳作，既要操持家务、耕种劳作，又无财产继承权，婚姻全凭父母之命，被休弃后亦无容身之所。江户时代，儒学思想盛行，“三从四德”成为束缚女性的枷锁。女子自幼被教导温顺恭谨，教育仅限持家技能，不得参与社会事务。甚至有“女诫”典籍明文规定女性需绝对服从男性，连饮食起居都要恪守等级规矩。明治维新后虽有变革，但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女性仍长期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地位的真正提升直至近代才逐步萌芽。

        步入当下，日本女性地位虽获显著进步，却仍深陷传统观念与现实规则的双重桎梏。社交场合中，女性常被默认承担应酬辅助角色，职场社交的核心话语权多由男性掌控，传统“男外女内”认知仍潜移默化影响着社交分工。同工不同酬问题尤为突出，据日本政府统计，令和4年男女工资差距仍达24.3%，男性平均月薪342千日元，女性仅258.9千日元，差距虽逐年收窄却始终存在。法律虽明令禁止以妊娠、出产为由解雇女性，甚至规定孕期及产后1年内解雇原则上无效，但隐性歧视屡见不鲜，部分企业会通过不续签契约、调岗降薪等方式逼迫怀孕女性离职。此外，女性还面临晋升天花板，企业管理层女性占比不足10%，非正规雇佣比例远高于男性；家庭中无偿家务与育儿负担仍主要由女性承担，这些事实共同构成了当下日本女性地位提升的隐形壁垒。